第十三章 结论：一个文雅的民族

 

也许是为了赶上现代化的文化激流，日本人对如何确定他们自己深深着迷了：我们是谁？我们算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我们于其他人如此不同？（每一个日本人和大多数外国人都对这一点确信无疑。举国注目的这些问题引出了繁多的书籍、电影、杂志和电视节目。它们都奉献给所谓“日本人论”。日本人虽然排外，也积极鼓励外国人加入这场游戏。）

关于典型的日本人存在某些一致的看法。正如出租车司机、学生或办公室职员会向身旁任何外国人指出，日本人“湿润”而且“和蔼”（亚萨西已）。他们粘在一起相互依靠，就像日本菜肴中非常喜用的糯米一样。而且日本人“轻柔、温顺、礼貌且温和”。他们是以“人的温和感情”而不是以“干巴巴的生硬理论思想”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此外，他们还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而不是与它对立。

问题是，这种轻柔、温顺的典型性格（象大多典型一样，其中有几分是真的）如何与民间文化中如此突出的极端暴力共存呢？ 无疑，不是每一个日本人都着迷于虐待狂妄想，而且不是人人都接受性和暴力。事实上，存在如家长教师协会这样的施加压力组织。他们称自己是卫道士。不过，此书中的许多例子（它们可能对西方读者显得格外奇特）都是日本日常生活中的正常特征。

被绳子捆绑的裸体女人的照片有规律地登在大众报纸上；酷刑场面在电视中，甚至在儿童节目中也比比皆是。主要的商业大街上张贴着广告画一般大的妙龄少女的裸体照；而且很多男人在乘地铁去上班的途中十分公开地阅读具有施虐-受虐狂性质的黄色读物。

这并不是说，在东京的大街上看到的现象要比泰晤士广场或者阿姆斯特丹得到的东西更荒诞，事实上后者比起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不同的是，前者更是作为生活主流的一部分，较为公开地被人们所接受。不用将那些东西偷偷地藏在窗户遮掩的潮湿小店里。人们并不需要声明性和暴力仅仅迎合少数不道德的人的心理，因为这些幻想没有被看作是邪恶的。而且，十分明显，也不局限于少数人。否则，他们国家的电视台和周刊还有何作为呢？

如果说，日本人确实是一个礼貌、温和、温柔和温顺的、但是带有死和虐待狂的强烈幻想的民族，这些幻想很少渗入真正的生活。大街上遵守纪律的人群、录放的音乐、塑料花朵、叮当的铃子和漂亮的颜色，所有这些造成的气氛有些幼稚，但不带威胁性。

那么，这是不是说想象中的残酷不会导致真正的暴力？而且，这些幻想通过提供宣泄感情的机会使社会更安全，就像那些在西方反对作品审查的人提出的理论一样？也许是这样。但是在日本行得通的不一定在其他地方的不同环境下也有效（即使迫使西方工人每天早晨唱日本式的公司歌曲，也并不一定预示一个经济奇迹会到来）。

正如我们观察日本旅游团能够了解的，现代日本仍是一个以集体为主的社会。个人的欲望从属于他的集体的要求。个人权利这一观念在日本还不容易被人们理解。一位近几年在职的日本首相喜欢强调说，“和”（和睦）是日本之道的核心。

一个严格的等级制度有效地阻止了个人权力的伸张，从而防止其对集体和谐的破坏。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强烈冲突与其说受到一种普遍道德思想的限制，不如说是受控于比现代西方世界可见到的任何东西都更强硬的礼仪制度。但这个制度完全建立在相识人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这种制度如果没有一个集体来作为参照系，往往会相当迅速地瓦解。

表面的和谐可以许多不同的方法加以维持。在西方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观点，并由自己公开表达出来。而在日本，如果真有观点的话，也是自己保持着，或者谨慎地将其予别人的观点中和起来。人们一般完全避免讨论政治。日语的结构使人说起话来总象在寻求别人的赞同，即使有冲突时也以这样的句子开始：“当然，你是完全正确的，不过……”这使职业批评家的日子很不好过。事实上，他们倾向于什么都写，除了批评文章。如果有人真的不喜欢某人的作品，通常是根本回避写有关这一作品的文章。

因此，虽然日本人可能私下持异议，冲突总是被一层温和礼貌的面纱所掩盖。当严重的意见分歧变得十分明显时，常常导致感情的暴发，结果是与集体彻底决裂。和谐的表面，有时不经过理性的辩论这一中间步骤，便遭到怨恨和斗架的强烈破坏。总之，意见一致往往可能是一个公开的表面，然而这个表面在日本人生活中却是至关重要的。

很少日本人会将这种当众的逢场作戏与事实混淆起来。每一个人都承认它的重要性。“对你自己要诚实”或者“为你坚持的真理而斗争”都不是日本人推崇的。他们必须在公司的游戏中表演，否则会被从中排除掉。那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将意味着死一般的生活。换句话说，佯装做作是生活的一个基本条件。关于这个，日语中有一个词“建前”，意思是表面，是公开的姿态，按规矩该做的举止。意见一致往往是“建前”的问题。与“建前”对立的是“本音”，即私下的感情或观点，常常是被隐藏或压抑的。当日本人说他们能够进行无言的交流时，就是说他们可以看出彼此的“本音”，却继续表演着“建前”。

循规蹈矩，与集体融为一体，从不干冒险的事，时时戴着公司的徽章，这些都能令人宽慰。也许这比个人的主动精神、浪漫的爱情或者本人的特性更重要。至少我们指导我们的存在是有限的，就象生活在一个四周软绵绵的牢房中。那么，日本人一贯强调他们具有的如此丰富的温暖人情又如何派用场呢？ 有哪些寄托感情的机会呢？必须承认，对于妇女们来说似乎很少。不管妇女杂志如何宣传，浪漫的爱情历来不是日本婚姻重的一个因素，也仍然不是大多数日本现代婚姻中的一个条件。即使是最可爱的丈夫，如果他不得不将其大部分生活时间花在他的公司同事身上，只是在深夜精疲力竭地、有时还醉醺醺地回家，那他也就不那么吸引人乐。妇女们于是至友跟她们的孩子为伴。难怪她们不愿意让后者离开家。

对于男人们来说，他们可以玩耍。那是另一种以幻象般表面代替事实的方法：以对妓女的佯装爱情来替代在家里和妻子的关系；陶醉于银幕和舞台上的血腥格斗，而不是在办公室伸张个人权力。玩耍往往是一种仪式化的犯忌，而这些忌讳在日常生活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暴力，特别是任何形式的虐杀在神道中都是严格禁止的。因此，很可能由此引出了日本大众消遣活动中出现的永不停止的流血）。

玩耍即演戏，度狂欢节或参加化妆舞会：人们脱离他们那令人窒息的角色、地位，哪怕只是几个小时。他们戴上面具，穿起异性的服装，施展暴力，纵酒狂欢。这种感情宣泄在每一个文化中都以某种仪式化方式存在。西班牙的斗牛，这个令许多北欧人反感的仪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死的忌讳受到了斗杀公牛仪式的公然反抗。性的忌讳也被大多数宗教文化所打破，通常是通过某种异性装扮。

这些东西在北欧大多已失去了其仪式的意义，特别自启蒙时代以来。例如，异性装扮被看作一种越轨行为；而狂欢节的小丑如今则躺在了精神病心理医生的沙发上。但是在日本，我们常常感到，玩耍仍保持其仪式的作用。

这不是说日本统治者和日本官僚阶级没有试图取缔或者至少限制过多的玩耍。不象基督教盛行的西方政府，日本官僚从未有过一个至高无上的，可以作适当辩护的宗教制度。他们甚至连中国皇帝用以为其统治辩护的“天命”思想都没有，而只有权力和一套为自己服务的规定（大多以儒教为基础）。他们通过一些表面限制的法律和其他取得部分成功的手段，将这些规定强加在老百姓头上。

至于人的生活、尊严和女人身体的尊重以及所有其他在西方被十分严肃对待的事情，它们在日本同样受到认真对待，但没有与幻想世界相提并论。因为人们遵照的不是什么至高无上的原则，而是统治人际关系的正确行为准则。既然我们跟一个扮演某角色的女演员，或是一个连环画中的人物素不相识，为什么要对他们抱同情心呢？

如果确有一种高于一切的道德原则的话，每一件事，无论是在幻想世界里还是在现实中，都必须从道德上加以判断。因此在西方，如果国家报纸登出被绳子捆绑的女人的漫画，将会被许多人认为触犯了道德。而在日本，即使是最耸人听闻的暴力，只要不是真的，就可以单单从审美角度加以判断。甚至当所描写的暴力是以真实事件为基础时，依然如此。

一本曾获得日本最高文学奖的小说就是一例。作者唐十郎继承了日本文学中的一个老传统，即围绕一个真实事件编织一个文学性的幻想。那本题为《来自佐川的信》一书所根据的事实十分直截了当：在巴黎，一位日本学生从背后击中了他的荷兰女朋友，用电刀将她砍下，并吃了她身体的一部分。任何想从此书中收集真实材料的打算都会很快被抛弃。那本书虽说保留了真实人名和地名，却多半沉浸在作者个人的冥想中。我们看后仍有不能分清哪些是事实，哪些是幻想的别扭感觉。所谓别扭是对那些在把事实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中长大的人而言。唐十郎的书对谋杀既没有分析，也没有批判，而是将它艺术化了。干类似事情的西方作者中最著名的例子是萨德侯爵。有人称他是神，有人称他为鬼。但双方面都立足于道德立场对他加以判断。

而发生在日本的情况并非如此。唐十郎的书招致了某些非同寻常的批评，但都是单纯的审美方面的批评。道德或者不道德，从来不是个问题。与事实是否相符，也从未是个问题。人们只分析了作者的写作风格。一个真实的谋杀在他书中被变成了地地道道的艺术。作为艺术，它脱离了现实，并且不需要受到道德的批判。

鼓励人们在幻想中释放他们的暴烈冲动，而在真实的生活中对它们加以压制，这是一种维持秩序的有效方法。以想象替代真实的罪行，归根结底是戏剧的作用之一。只要等级制的“建前”和礼仪规矩得到遵守，一个欲望落空的公司男职员可以尽情地欣赏被捆绑女子的照片。

然而受压抑的情感会爆发，甚至日本的规矩有时也确被打破。但是在达到这一步之前必须冲破种种克制，结果最后表现出来的暴力几乎总是歇斯底里般的，并且通常限制在一个人自己所处的集体中。在日本，胡乱杀人的现象很罕见，但全家人被烈性发作的母亲或父亲杀死的现象却屡见不鲜。

关于性和暴力的大众幻想通常也是歇斯底里病式的。它们使我们想起因没有其它表达方法而尖叫的孩子们。然而，一声尖叫在正常情况下是自发的行动，仪式般的尖喊自然不是。日本大众文化中异乎寻常的激烈行为和茶道、插花术以及其他艺术闲趣一样受到传统风格的约束。甚至玩耍也遵照严格的规矩进行。

这一点可以从日本男人能够得到的另一种释放感情的重要途径-饮酒中清楚地显示出来。自然，醉酒行为与饭桌上的举止，或者追求恋人的规矩一样是遵循一定社会期望的。与朋友一起喝醉，这是工作之后发泄内心苦闷释放“本音”的一种传统办法。但这也遵守它本身的“建前”。这在一个外人眼里也许显得孩子气般的混乱，事实上这是一种仪式。

日本公司的每一个科都定期在晚上出去以融洽同事之间的关系。这种活动往往在开始时较有节制，只是在附近的酒吧里喝几杯酒。然后，全组人员将转移到有女招待的俱乐部去。这些女招待倾听他们的怨诉，颇为策略地将手放在他们身上，并以令人宽慰的声音时时赞同他们的话语，使男人们放松起来。当他们感到完全无拘束时，常常退回到幼年时代的表现中去：于是，羞耻在几个小时里暂时消失了。有的人大张着嘴，由女招待们用筷子喂东西；有的人穿着裤衩转着圈子跳舞。好些人变得哭哭啼啼，用胳膊搂着彼此的脖子。甚至很可能有一两个人变得凶狂起来，不得不制止他们去击同事的脑袋。然而，当资格最老的成员一旦表示了他想走，突然一切都会结束。感情发泄了，戏做完了。等级关系重新恢复。到第二天上午，除了也许有些头痛，一切都消失了。甚至在前夜彼此侮辱过的人，也成了表面上最好的朋友。人们都同意保持“建前”。

本书中选用的暴力更强烈的例子也都类似这种闹饮；那是按照“建前”的审美规则演出仪式化的“本音”爆发。这些是被迫表现温柔的民族的凶狂幻想。我们在银幕、舞台或者连环画中看到的往往恰恰与正常行为相反。那种贯穿日本文化始终，已存在几个世纪的病态、怪诞的趣味正是日本人被要求顺从极端严格行为准则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戏剧性的想象和奇异事物的世界与现实并行，或者更恰当地说，是现实的反面，就像镜子的反光那样不可触摸，转瞬即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