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八 章 坚 忍 派
通过成年男子的道路是艰难的。这种艰难性在大多数文化中被某种成人仪式戏剧化了。这通常包括一次考验或一种探求，从杀死一头狮子到寻找圣杯，无所不有。随着如帕西法尔这样的传奇式骑士的英雄壮举，这种仪式在欧洲中世纪达到了最为壮观的形式。
在日本失去童真的创痛无异于任何其他地方。此外，对成年男子的考验（且不说各种各样对圣物的探求）成了神话和戏剧取之不尽的源泉。象在大多地方那样，通过考验的关键条件是盲目的坚韧和胜过肉体的意志。两者都被某些日本人视为至关重要的品质。他们喜欢把这种无独仅有的精神宣布为日本的文化遗产。
日本最接近欧洲漂流骑士的是闲荡的武士。他以精彩的刺杀锻炼自己的剑术与意志。一位这样的武士最近变得举世闻名。他就是艺术家兼刺客的神秘主义者宫本武藏。不仅他的丰功伟绩被多次搬上了电视、电影和连环画，而且他成了美国人的某种崇拜偶像：据说那里的商人也看他的武术书（五道剑师之书）以便识破东方商人高深莫测的行道。
关于真正的武藏，我们了解的很少，除了知道他大约生在1584年，剩下的便属传说了。对他的生活众说不一，时有矛盾。正如事实所表明的，这是一个满足各种趣味的武藏。在此，只需描写那个出现在现代电影和连环画中的综合性的武藏。即使如此，他仍不失披荆斩棘向成年迅跑的青年英雄典范。
武藏象许多日本的勇士一样，很早便失去了双亲。又恰似源义经，迅速显示出他的杀人本领：准确地说，那是当他13岁时。如此年幼的武藏就已经用一根棍子打死了一名士兵。1600年，在德川家康继秀吉之后当上了“将军”，武藏在“石个原”一战中为败方作战，从而使自己名满天下，成了典型的日本英雄。他以后作为轻松的流浪者夜宿山洞或农人茅屋，半生飘零。
武藏不能在肉体方面吸引人，因为他与日本人的特性相反。他拒绝洗澡，以免两手空空被人生擒。另一个反常的事是他从不结婚。实际上他对女人颇有反感（这一点在日本英雄中倒不太反常），总是竭力摆脱女人的诱引，因为这些诱引有可能破坏他所作探求的纯洁性。有关他的生活的各种作品无一不包括这段著名的情节：他赤条条地站在冰冷的瀑布下面用以克制自己对一个美丽女人的性冲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在这方面，他无异于许多勇武的日本英雄。他仅仅为自己而活，没有任何社会牵挂。但是真正的“虚无主义者”必须是玩世不恭的成人，而武藏的大半辈子是象一位永远年轻的求道后生那样度过的。他的故事始终围绕他受到的教育。的确，他违反了一个礼貌社会的所有规矩，以达到他一心追求的目标：以剑道启蒙。
固然，剑道牵涉不少杀人行为，但它是一个崇高的事业。它不单单为有效的杀人手段，它更是通过杀人进行的一种精神修养。武藏和众多追随他的英雄们都主张所谓“精神主义”，即以精神战胜物质。如果这是一种日本精神便大有益处。“精神主义”一词不大用在外国人身上。我们只能推断，他们缺少这种东西。另一个在此种情况下常用的日语词是“根生”，也是精神的意思，但尤指克服艰辛的精神。“嘎祖”（毅力）一词依很普遍。一位著名的拳击手甚至将这个词用来作为他的名字：嘎祖石松（顺便指出，这里的“石松”来自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即一位生来具有很强“嘎祖”的歹徒。）
那些有关以武藏为首的英雄探寻者的故事、电影和连环画被日本人统称为“根生物”（精神的东西）。而“精神主义”，或者“根生”往往包括对理性及个人感情的禅教式抑制，对艰难困苦的无限忍耐力以及对冲动行为的盲目热情。武藏受的教育事实上是一种禅教的训练。不幸的是，自我抑制（无疑是一种幻像），也意味着根本无视他人的感情。结果导致一种极端的自私。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武藏的受害者大多为象他一类的探寻者。
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叫佐佐才小次郎的年轻小伙子。在一本连环画册中，他被描写成典型的美少年。他与武藏两人在场上决斗与在床上挑逗的时间彼此相等。电影中的小次郎由高仓健扮演，他梳着一个美丽的马尾发型。而武藏的扮演者是专门演纯洁青年主人公的中村锦之助（电影拍摄于1955年）。
电影表现了武藏如何渐渐领悟杀人的奥秘，明白了怎样在将人碎尸万段时保持清高。小次郎的弱点就在于他对这一切都不懂。他太急，太自满，太……缺乏高尚的精神。他宣称：“唯一重要的是剑的力量。”他的师傅望着他回答说：“必须擦拭的不是剑而是灵魂。”
当武藏独自奔赴作为最后决斗地点的一个小岛时，处处尾随着他的那位忠实的姑娘将他拖住了。他一把推开姑娘，就像赶走一个令人讨厌的飞虫：“我的剑不懂得怜悯，”他怒吼着，“武士之道是不留情的。”
在干溜岛上的决斗十分迅猛。武藏握着他在上岛士用一根浆做成的长剑，仅一下便击碎了对手的头骨。在回家的路上，他盯着自己站满鲜血的双手，想到他杀死了那么多人，感到一阵厌恶，将他的剑丢到船外。从那以后，他只用木剑决斗。他最后终于恍然大悟，看到了自己探求的真理：越赢越令人感到一切都那么微不足道，或者用黑泽明所拍影片中的一位武术大师的话说：“最灵巧的剑是永不出鞘的。”
武藏的形象互不相同。在一部电影的尾声中，我们看见他从一座尸体堆成的山下朝我们奔来，为他的杀人技艺欢蹦乱跳，一边高声叫到：“瞧！妈妈！我赢了！”这尽管深刻体现了少年人的一种心理变异，并且可能最接近事实，它却远不是典型的武藏。
通常的武藏是一个内向的沉思者，一种武士型哈姆雷特，为他的生活而苦闷。我想，造成他的精神烦恼的原因也是帮助我们理解他那经久不衰名望的一个关键。他的自私和无情也许可以归咎于他所处的那个尤其残忍的年代，即连年战乱的16世纪。
真正的问题还是武藏的矛盾心理，或者说他探求的焦点。这个焦点对现代日本来说依然存在：怎样调和自我泯灭和禅教与自我扩张和剑这两方面的矛盾。如果将禅和剑这两样对日本现代生活来说已经无足轻重的东西去掉，剩下的仍然是每一个日本少年不得不正视的难题：如何既当成功者（那是社会，尤其是家庭的期望），又当无自我意识的规矩人。或者，换句话说，怎样能在压抑个人权力的社会中当一名胜利者？
要战斗就不可能手不沾血，要战胜这个世界就不可能不被它沾污，不能不失去自己的纯洁。那么回答该是怎样的呢？象被精心驯服的动物那样完全本能地、盲目并不加思索地行动吗？要么是持一把木剑战斗？再要么干脆放浪形骸？日本的社会本质使这一矛盾更加尖锐。然而，世界上每一个少年都必须面对这一抉择。哈姆雷特和武藏不过是以不同的方法自我表达罢了。
让我们来看另一位较近代的少年侠客的例子：姿三四郎。他在黑泽明的第一部影片以及几年后拍的第二部影片中都是主人公。头一部电影成了黑泽明后来全部影片的典范。因为如《生活》、《高与低》、《红胡子》以及他的大多数影片都是围绕精神转变和“考验”这一主题的。
姿三四郎的故事与宫本武藏的故事十分雷同，也是关于某种武术之道，而这一回是柔术。让我们再次看到一位男少年进入成年的考验。他与武藏一样天禀聪颖，遇到他的师傅后（后者也和武藏的师傅一样住在寺庙里。他干的事毕竟与精神有关）不久便成了所向无敌的勇士。但那位师傅仍不满意。姿三四郎可能掌握了全部技巧却不懂真正的“道”。或者象那位师傅以其典型的含糊词语所说的：“这是忠爱之道！是最基本的真理。只有领悟了它才敢正视死亡。”师傅以禅教的谜语形式（一种试图回避逻辑而有意提出的荒谬问题），命令他的学生：“去死！”“去死！”
姿三眼也不眨便跳进了庙后的一个池塘。他紧紧抓住一根木桩以保住他那珍贵的性命。他整夜盯着月亮，这是对他的考验。拂晓时，他的精神恐慌消失了：他从大自然的美中看到了那个基本真理。他无比兴奋地跳出池塘，去向他师傅报告喜讯。
他如今走在了通向成年人的道路上。然而如何在成人世界里保持纯洁呢？这个难题不久便成了他的又一个考验。他心爱姑娘的父亲向他挑战。姿三四郎首先加以回避，后来决定接受挑战但在决斗中故意输掉。这两个办法都十分得体，但它们纯朴吗？它们难道不正是毒害成人的那种虚伪表现吗？师傅对他说，崇尚精神的人必须天真无邪，而这意味着抛弃市侩的虚伪。要保持纯朴，他不能不选择自发的行动，于是他将对手象土豆袋一般掷来掷去。
如此培养性格的做法大大有别于老式的英国方法，一名绅士是一位清高的失败者。他对那场毕竟是游戏的输赢故意装出一幅蛮不在乎的神情。而在武藏和姿三四郎这类人眼中，做一名清高的失败者不仅不必要，而且非常可鄙，因为这是缺乏纯朴的表现。
日本的理想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假设“忠和爱”包括对他人的同情，如何能使这与禅教的直接、自发行动的思想协调一致呢？回答是也许那不包括同情，至少不是基督教中的那种原则性的、一视同仁的怜悯。应该在确感同情时表示同情，而不是为遵守原则而同情，否则就会显得感情不真。（我们往往觉得事实常常并非如此；在日本如同在大多数国家一样，人们给予的同情总是与所能得到的回报直接相关的。）
反映这种思想方法，并且引起了激烈争论的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日本人对待难民，尤其是对东南亚难民的态度。说得婉转些，日本政府一直不情愿帮助这些难民，而且，大多数日本人对此几乎毫不关心的态度使上述政策通行无阻。仅仅在主要来自西方国家的巨大压力下，少量“船民”才被相当冷淡地接收进日本。日本政府和新闻界（通常并不亲近政府）都抱怨这种不受欢迎的包袱。他们不理解这场忙乱目的何在的态度可能是坦率的。外国人的灾难，尤其是可鄙的亚洲难民的灾难，的确离日本的日常现实太远，不能令人感到任何真正的同情。
我并不想暗示日本人自私、无情。正相反，当牵涉到亲人和密友时，他们会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不过，不象许多欧洲人，日本人大多不热衷于在电视报纸上表现他们对素不来往的陌生人的怜悯。日本人把这叫诚实，别的人也许把这叫麻木不仁。两种说法都对。
就姿三四郎和象他一类的坚韧男子汉来说，忠与爱意味着同样的东西，那就是一个人对师傅或上司的爱。它通过遵从和牺牲得以表现出来。因此，它既重视个人间的深交，又反对个人的自我。
禅教人物宣传的对理性思想的取消会使人变得更加以自我为中心。被武藏和姿三四郎一派视为不纯仆的理性头脑却被西方人看作冲动感情的控制者。他们认为感情也许不可依赖，因而很危险。虽然在日本颇受推崇的某种虚无主义以彻底取消感情为最终目的，日本人距此目标还相当远。也许，总的说来，日本人比大多数其他民族更受感情约束。当一位西方人进行辩论时，他往往会绝望地说：“你难道不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而换一位日本人，他会勉强将一脸怒容隐藏在即将破裂的那张礼貌的面具之后，说到：“难道你不明白我的感情吗？”一个求助于普通的逻辑观点，而另一个则诉诸于他的内心。
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经受成年期的精神考验的。日本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有唐僧也有猪八戒。事实上，也许日本人绝大多数都是喜欢吃喝玩乐的猪八戒，不愿为严酷的“精神主义”所打扰。日语中这两种人作了有趣的区别：“硬派”即坚忍派和“软派”即温和派。武藏和姿三四郎当然都属于“硬派”。
这一派的典型特征是禁欲，即喜爱艰苦，憎恶性交并具有掺杂了凶暴的纯仆。硬派人物必须在战斗中再三证明他的刚毅。而“软派”自然与所有这些相反：其成员缺乏意志，厌恶战斗并且喜欢姑娘。“软派”不象“硬派”英雄们，很少得到大众文化的歌颂。理想的还是硬派，它充满了一种奇特的民族主义。
例如，在一本题为《我是神风飞行员》的男少年连环画册中，有一位名叫大和信仰的“硬梆梆”的年轻主人公。“大和”也是日本的古老名字（自原始的王国以后），常用来指狭隘的爱国主义。
年轻的大和具备了他那个英雄角色的所有条件。首先，他很矮小：精神会使他高大（日本人的精神对付外国人的肌肉）。他还有一双浓眉大眼，眼里闪着年轻人的正直。他一点也不幽默（“硬派”开玩笑与武士哈哈大笑同样罕见）。而且，他自然性情暴躁，过分坚忍，感情纯仆，对他的事业死心塌地……一句话，他是那种浪漫自杀的飞行员的完美形象。
其实，我们的主人公本人并不是这种飞行员。他父亲过去曾经当过，但使这位父亲懊恼和丢脸的是，他摧毁了飞机而自己却没有死去。所以为了洗刷他的耻辱，他要将儿子培养成一名地地道道的男子汉。连环画册以大和所受的教育为主，正如武藏和姿三四郎的故事一样。
父亲兼师傅的情况一般较少见。但是大和的父亲精通那些精神大师为之出名的糟踏弟子的伎俩。他用竹剑击他儿子的头，在狂风暴雨中将儿子绑在船坞的木桩上，或者把儿子从急驶的大卡车上推下去。一句话，无所不干，只差往儿子的手指里钉竹签这一招了。大和作为一个意志坚强的小伙子，自然对这种家长的指引感激涕零。
考验他的力气的进攻不是来自他的父亲，而是来自一位名叫和田的比他年长的男孩子。和田似乎长得十全十美：英俊、高大、聪明。然而他在精神方面尚有欠缺，因为他在学校里撒谎，还常躲在他那个作为当地土匪头子的父亲背后。不幸的是，大和不如他强，每战必输。但他决不做一名“清高的失败者”，他记着父亲的教训：“一个日本男子汉，一旦决定要做一件事，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坚持到底。”这使我们记起关于神风战士的一首流行歌：
多么令人惊叹的孩子！
他战斗到最后一刻，
带着母亲灌输给他的骄傲，
洋溢着日本人三千年的方刚血气。
（《“神风”的母亲》）
大和信仰真的用他的竹剑最后击败了那个大家伙。他们的最后一战所在的地点是干溜岛，正是宫本武藏杀死姿三四郎的地方。然而大和没有杀死他的对手，只是在各种体力较量中赢了后者，从而向他展示了真正的男子汉之道。
沙滩上，那位受到教训的打手躺在那位胜利者的身旁，握着他那男子汉的手，感激地说：“你坚韧不拔的榜样净化了我的心。”就在这时，太阳从海上升起来，红光四射，无比辉煌，犹如日本海军的军旗：大和精神再一次获胜，幸存的神风飞行员雪清了耻辱。
对“硬派”的崇拜之最突出表现不在传说中，也不在连环画册里，而是一年一次表现在大阪的一个老棒球场上。自1915年以来（除了战争期间的中断，那时棒球被看作是外国的东西，是无意义的）每年8月，日本都为男中学生的棒球锦标赛举国欢腾。
瞧！他们站在那里，那些15岁的硬派英雄们，队列整齐，一色的光头，面色严肃地正视前方，骄傲的旗帜高高飘扬，歌声更加嘹亮。电视评论家们细细探讨着“青年的纯洁”和“灵魂的真诚”。所有这些阴森可怕地令人回想起那些同样队列整齐的狼脸德国青年们。他们的领袖是这样描述他们的：“象狼狗一般瘦长，象皮一般柔软，象钢铁一般坚硬。”
这些剃着光头的棒球少年在日本是一种崇拜的偶像。那是对青年人的纯洁的崇拜，与体育没有多大关系。新闻界长篇累牍地介绍他们的训练如何严格，并公布有关一人酗酒或与女孩子闲游而使全队丧失比赛权的可怕传闻。著名评论家和作家们甚至在象《朝日》杂志这样的左倾刊物上也竞相以文学夸张手法描绘这个全国性事件的“本质”。仅举众多例子之一：电影导演篠田正浩称中学生英雄们为“日本的神”，把棒球场称为“神圣的场地”，是“神的力量”在那里推动比赛的进行。
不管是柔术、剑术还是棒球，这并没有什么区别：重要的是那件事情的过程，是那种精神的教育。有关这种一年一度锦标赛的知名宣传家之一是日本《朝日新闻〉的一名记者。虽然他有时被称为“神的喉舌”，其真名是飞田。以下是他在战争刚刚结束时对他酷爱的那个事件所写的：“如果中学生的棒球仅仅变成了一种运动，那就失去了它的‘本义’。中学生的棒球运动应永远是一种心灵的教育。棒球场是陶冶纯仆的场地，是培养道德的教馆。没有这种精神，这种棒球运动将失去它永久的价值。”
无怪乎为这位大师所作的悼词称赞飞田不仅教日本青年“怎样去投掷和击中棒球，而且还教他们美好、崇高的日本精神。”又无怪乎中学生棒球协会的现任主席宣布了一项“官方规定”：不许外国记者入棒球场。猜想他们会沾污这一事件的纯洁性。
然而这些硬派少年的精神纯洁能导致比棒球奇怪得多的事情。让我们再回到虚构的世界，去看那部由铃木清顺在1966年拍摄的影片《战斗的挽歌》。这部影片至今仍然十分流行。主人公是典型的“硬派”：一位留短发，无幽默感，却有性压抑的男学生喜六。他成长在动荡不安的30年代，仅痴迷于两个东西：凶猛的战斗和一位纯洁的女友。这两者是密切相联的，因为他的爱超过了那种纯粹理想主义的爱情，那是对一个偶像纯洁得不能用肉体表达的崇拜。每当她走进时，他就像在阅兵式中吓得僵硬的士兵一样。喜六在日记中写到：“道子，噢，道子，我不能轻松地与一位姑娘在一起，所以我得去战斗。”无论何时与另一个学校打群架，喜六都身先士卒，象一个发了疯的野人，从树上跳到敌人身上，用竹剑砍他们的脑袋。要么凶猛地冲进教室，使出他那笨拙的空手道的劈砍伎俩来扫清障碍。
可喜六不是一个纯粹的打手，因为他的感情总是纯洁的。他的心始终指挥着他的行动。而且，作为那种真正的“硬派”，他不怕为自己招惹痛苦。在一场戏中，他对一位畜牲般的军事教导员撒野后，被命令赤脚去走一条撒满了钉子的路，这位英雄连眉毛都没有皱一下。
电影诙谐地，平铺直叙地描写了他作为一名好战学生的生涯。到最后一场，意义变得有些模糊。那个男孩子渐渐明白了，还有比校园里越来越乏味的争吵更加重要的战斗，即象武藏、姿三四郎以及所有其他的战友们一样，他对仅仅取胜不再满足了。必须有一种精神觉醒来充实这一切。
有一天，他走进学校附近的一家咖啡店，看见角落里有一位陌生人正在读报。不知为什么，这个人象一块磁铁，他的出现使喜六精神恍惚。他不是别人，正是1936年军事政变躲在幕后的那个激进民族主义分子兼理论家北一辉。好几位内阁成员在这场政变中遭到暗杀。北一辉本人是要被枪决的。
在下一个镜头中，主人公的崇拜偶像道子要进修道院当修女（他们是日本南方人，一部分天主教徒仍在那里生活）临行前来向他告别。道子在返回的路上遇到了一场大暴雨。当她小心翼翼地走在一条窄路上时，一队前往中国散播日本精神的士兵粗暴地将她推出了道路。她脖子上的十字架被他们沉重的靴子践踏着。接着，我们突然从当地火车站听到宣布：这是1936年2月2日军事暴动那一天。
所有这些事件的混合颇有些令人费解，不清楚导演真正要说什么。他是否在暗示，少年人的纯仆的暴力一旦被腐化的社会加以利用（行进的士兵、暴动）便丧失了其纯洁性？这有可能。但如果是这样，影片中无一处表明对硬派的崇拜与导致了1936年未遂政变的日本军国主义有何形式的联系。
北一辉的出现或许暗示这个事件的本身就是青少年清廉的一个例子。虽然，如我们在以后的一章中将看到的，确实有很多日本人这样认为，铃木本人则不大可能同意它。也许答案就在铃木曾说过的一段话中：“我讨厌建设性的主题。能够刻在头脑中的形象是那些毁灭性的图景。”因此，这部电影真正是一首战斗的挽歌，是青年人无辜暴力的挽歌。这是对那个可以坚持自我而不受过分惩罚的生活时期，对那个探出的指甲尚未被社会的大锤子敲下去的优雅时期的怀旧留念。主人公还是纯真无邪，因为他的感情是真挚的。
这种真挚的目的或作用并没有这种感情本身重要。正如那位父亲看着他的儿子大和信仰象疯人一般地战斗时所说的：“我敢肯定那是为了某个幼稚的事业，但至少他全心全意地投身到那里面去了。”回想到自己当神风飞行员的年代，他转向读者说：“是的，我儿子的血管里无疑流着我得血。”
清白的男学生以拳头或竹“剑道”复仇之所以能引起这种怀旧之心，正因为日本人也许比大多数其它民族更深刻地感觉到，一旦进入了成人的腐化世界，就不再能这样行动了。此外，不管男人如何强大、坚韧、大胆和富有男子气概，总有一个最终比他更强的人；在他自己的剑道式决赛中，唯一战胜了这位激进的旧神风飞行员的是连环画中那位最甜蜜、最温柔、最卑躬屈膝的人……他自己的妻子、大和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