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神圣的婚姻
到了一定的年龄，比方说25岁，男子在火车上被外人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结婚了没有。如果回答是肯定的，下一个问题是有几个孩子。女子则不到25岁就会被问到这两个问题。如果两个问题都被否定会使人显得与众不同。至于未婚的母亲，不仅少有，而且轻则被人怜悯，重则遭人唾弃。日本在许多方面仍是非常传统的社会，而婚姻便是其中一个方面。
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婚姻能为人赢得尊敬。但在日本，这种压力持续不减。只有作为已婚的母亲才会被完全看作一个女人（不管丈夫是活着还是死了）。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叫做“一人前”。这个受人喜爱的词意是“成年”和“可尊敬的”。大众媒介:报纸、连环画、电影、杂志和电视都使得这一思想尽人皆知。
看看电视剧如何描绘未婚的职业妇女。这本身就是一个新事物。因为过去在虚构的电影或小说中，未婚的妇女几乎只包括妓女、艺妓、酒吧女和夜间娱乐的“浮荡世界”中的其他成员。现在，妇女约占日本劳动力的40%。妇女的比例在办公室职员中为53%，在销售员中为37.7%。但妇女的平均工资却是男人带回家工资的59.4%，而且仅仅占某些经理工资的6.7%。工作对于妇女来说，通常意味着打扮得漂亮，回答电话彬彬有礼。还有沏绿茶，这个日本劳动大军必不可少的动力。另外，大多数妇女在婚前工作，或等孩子们长大了，至少上学以后才工作。
在电视肥皂剧中的“O.L.s”（office ladies)，即办公室小姐们则不同。 她 们大都是单身，过着表面看去极其迷人的生活，少有电视观众能够加以效仿。我们看到的是那种被成百万《国际都市》杂志读者所梦寐以求的好生活。女主人公要么是时髦的设计师，要么是在成功的广告公司里工作的高薪秘书，那里的精明、漂亮的青年上司拈手可得。
电视剧《炫耀的荒野》中的女主人公大仓存子就属于这类女子。她是一个30多岁的成功的设计师，单身、漂亮。一句话，她具备一个摩登姑娘想要的一切。官方调查证明，越来越多的姑娘在临近30岁时还没有找到“理想的先生”，打算继续作单身职业妇女。可是存子幸福吗？问题就在这儿，她很不幸。正象这个系列片名指出的，她的生活虽然迷人，却象一个荒野。在影片某处她悲叹道“当一个女人变成我这样时，一切都完了。”这对许多收看这类节目的家庭妇女来说当然是令人欣慰的。
婚姻是使一个女人幸福的基本条件，爱情则似乎没有这么重要。在古代日本武士阶层的道德观念中，爱情和婚姻曾是两件互不相干的事情。个人的感情是无足轻重的，有时甚至与家族利益相对抗。在农村，广大的农民群众中情况则不同：他们常常为爱情而结婚。可是武士思想对现代日本影响极深。人们尽管越来越向往爱，还没有将它看作婚姻美满的关键。
有关传统婚姻的一部令人难忘的影片是由小津安次郎导演的《晚春》。女儿长大后坚持要跟她那失去了老伴的父亲一块儿生活。他耐心地向她解释说：“婚姻是人生中必要的一步。”最后女儿被半哄半骗地嫁给了一个几乎不曾见面的男子。我们看到她被紧紧地裹在婚礼和服中，脸上没有一丝欢乐；所有的感情都被掩藏在那一张粉笔般苍白的粉饰面具下面。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拍的是她父亲，如今完全孤独一人，坐在椅子上剥一个又苦又甜的果子，只有喉头的一次轻轻的抽动透露出他的孤独感。小津暗示着，这就是生活。它美在那种令人忧郁的不可避免性。
这部电影是在1949年拍摄的。尽管小津在电影界享有盛名，今天已被看作是守旧的。据说，时过境迁了，事情变了……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恋爱结婚”较之过去确实大为普遍了。“武士化”的影响正在渐渐消逝。电视和电影在表现女主角们坚持对配偶的选择权时甚至带几分赞成的态度。尽管如此在日本，高达50％的婚姻仍是由家长和媒人一手包办的。（这也许部分地因为，在日本社会，男女相遇的场合难得。男人和女人在工作与消遣时仍然互不往来）。当然，年轻人有权拒绝被选的对象，但这种权力在保守家庭中是有限的。许多姑娘，甚至小伙子还是满足于家长认为较合适的人选。“我不讨厌他（她）”，这就可以开始交往了。
外形象大蛋糕的婚礼殿可以帮助我们洞察现代人对婚姻的态度。这些婚礼殿象传送带一般，匆匆将一家家欢乐的人们从最初的典礼仪式一下子送到最后的宴会。每天来这些场所赴宴的顾客不计其数，以致于人们还在祝酒，就已开始清扫桌子了。这种不体面的仓促有唯一的好处，那些滔滔不绝的祝辞者在望见另一家人正紧张地等待在门口时，往往也会悄然收场。
这些结婚场所登出的广告在地铁、公共汽车、杂志和电视里触目皆是。既然此类广告关系到人生中的一个自然的事件，它们常与宣传“幽美、静寂的墓地”的广告结伴便似乎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这些广告的文字值得一提。我尤其记得一副广告，登有西装毕挺、郁郁不乐的男青年的大幅照片，下面醒目地写着几行字：“结婚吧！快尽做儿子的最后一个义务。”结婚就是为了使父母欢心，为了尽一个人的社会义务。
我并不过分讥笑这一点。没有理由认为传统的包办婚姻一定比西方的浪漫型婚姻更易失败。前一种婚姻没有浪漫期望的压力，而后一种婚姻中的妻子既要当圣母玛丽亚又要具有性感。有充分理由想象与上面相反的事实倒是可能的。日本的离婚率的确低（1984）：大约1%，而美国的离婚率大致为4%，英国的则为2.5%。
这不是说浪漫的爱情根本没有被作为一种理想来宣传。这种宣传在妇女杂志中屡见不鲜。成为一个“幸福的女人”，与自己心爱的人永远生活在热烈的浪漫情感中，这已被许多年轻姑娘视为终生的目标。不幸的是，在许多情况下，这一理想与现实相差甚远，因为社会尚不具备实现这些幻想的条件。
这也许说明为什么近年来离婚案大多是由妻子而不是由丈夫起诉提交法庭的。这与战前的日本相比是一个显著变化。那时，丈夫仍可以将妻子送回娘家（常常是由于婆婆吃醋），而妻子则没有这样的权利。妻子被送回家就是丢她家的脸。自1948年以来，夫妇在法律面前平等了。并且妇女在这个工业社会中的经济势力显然增加了。但习惯很难消失掉。那种认为妇女离婚就丢脸的思想仍然很普遍，并得到大众媒介的支持。收看率很高的电视节目《真正的生活》就是一例。
这个令人伤感的节目安排在上午播出，以便绝大多数家庭妇女收看。节目演得是“真实的人”和“真实的问题”。突然摆脱了痛苦婚姻的妻子们被送到摄影机前，与怒容满面的丈夫对质，为的是让观众看得有趣。这些父母常常悲惨地抓来一群嚎哭的孩子们。他们被摄影厅聚光灯下的种种叫喊吓坏了。“看看你对他们干了什么！”丈夫吼叫着，一面指着吓得蜷缩一团的孩子们。接着由高薪“顾问们”组成的电视讨论会叫嚷着支持丈夫的观点。这些人一般是电视界的重要人物，或是出名的精神病医生。后者花在电视中的时间比在他们诊室的时间还长。在这些电视智者的一致威逼下，妻子常被迫反复诉说她在家里的可悲处境，一边在无情的近镜头中痉挛地抽泣着。
电视是大众媒介中最现代化的，但从许多方面来说也是最守旧的，而这恰恰因为它传播太广。传统价值观念既令人宽慰，又不可能触及大多数人。守旧表明会做生意。在这里必须补充的是，日本报纸，无论是低级趣味的还是严肃的，都很少攻击大多数人的基本价值观念。报界有时可能抨击政府，但它比美国或西欧的报纸独立性更小。它不但不去颠覆日本社会赖以建立的基本臆说，反而将自己视为社会现状的儒教守卫者。
有一类叫做“劝善惩恶”的故事。这似乎与日本人思想中没有绝对好坏的东西的观点相矛盾。其实不然。这类道德说教片主要以孔夫子的行为准则为基础。故事通常发生在江户时代。那时佛教准则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主人公常为一名武士，为人主持公道。这种公道与法律条文没多大关系，而是如人们所说，根据每一件具体案子而定的。这些贤明的武士在电影中已几乎过时了，却仍以极纯正的形式出现在电视中，就像为树立家庭道德而被保留下来的许多旧风俗一样。
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个叫做《长七郎天下御免》的系列片。故事发生在18世纪。主人公是一位名叫长七郎的贤明武士。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集演到在江户生意兴隆的一位女梳子商。问题是，她为了做生意，曾不得不将丈夫和孩子留在村里。现在她做成了生意，要领回她的孩子。经过长久艰难的寻查，她找到了女儿，后者已不能或不愿意认她了：这是无情的父母-孩子之间的传统纠葛。
母亲失望了。就在此刻，那位武士英雄出现了。女人向他诉说了家里的悲惨故事：丈夫如何花钱酗酒，女儿如何患病，以及她如何来到都城赚钱以救孩子。她哭诉着：“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我们会想，她是一位母物片的好主人公。然而热心的武士决定以他极高的智慧向女人献上一计：“你要么做一位良母，要么下地狱！”（这类娱乐片中的主人公说话大多充满感叹语调）。
后来，据人泄露，梳子商的主要雇员，一个坏小子想把她的店占为己有。这个人伙同一名堕落官员和其他几个可疑的家伙诱拐了她的女儿。女人被迫交出了小店的契约，用以交换她的孩子。这项卑鄙交易一旦做成，那些坏蛋决定杀死母女俩。因为，如人们所说，她们知道得过多了。就在这事发生之前，男主人公再次从天而降。
以后的情况沿用了这种系列剧的陈规：主人公亮出了他那“将军”亲戚的真正身份。他以歌舞伎式的夸张手势，一下撩开和服，显出辉煌的家族饰章。那些坏蛋们顿时跪倒在地，奴才狗一般在尘土里磕着头。这是最典型的封建戏剧的情节！然而，贤明的武士并不饶恕他们。他让这些人站起来，将他们一个一个地杀掉。只见武士敏捷地左一拳右一剑，坏蛋们的脑袋在影幕上滚来滚去。
这部一小时的戏以武士对母亲的最后一次说教结束：“我相信你将改邪归正，从此做一个真正的母亲！”女人深受感动，许下诺言。于是，孩子第一次奇迹般地认出了她的母亲。她尖叫着“母亲！”冲进她的怀抱。虽然我们也看到那个醉鬼父亲，但他不过是一个拖在后台的无足轻重的角色而已。不管他是酒醉还是清醒，是好是坏，都与母亲的义务毫无关系。
当然，电影仅是社会的一面不完全的镜子。不是每一个日本人都遵守这类戏所提倡的严格的儒家道德。越来越多的妇女正在担任除母亲之外的其他角色。如果国家的宣传媒介不能反映什么是真实的，它们的确说明了什么是合乎规范的，正象好莱坞电影直到不久前在美国一直所起的作用一样。
这种规范不仅局限在电影故事里，电影演员本人也必须公开遵守道德模式。就像四、五十年代发生在好莱坞的情景那样。这一点在那些被树立来吸引年轻孩子的电视明星中尤其突出。这些明星被称作“天才明星”。这个词专指那些无一技之长，却有一张漂亮面孔的“万金油”演员。“天才明星”在文娱节目中唱歌、跳舞，在少年影片中扮演角色，时时处处微笑，按照众多的导演、广告商和各种中间人物的指挥表演。
天才明星是广告公司使用最先进的市场调查技术创造出来的人物。他多半昙花一现。但当他们走红时，他们的形象四处可见，无可回避，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他们说的或做的每一件事都会通过逸闻杂志和电视节目迅速传给成千上万的崇拜者。他们讲的话都经过编导精心编排，从不违背保守的社会道德：作一个日本人多么好；得到长辈的帮助多么高兴；日本人最大的优点是勤奋工作。还有，他们多么想结婚，建立家庭。就连那些众人皆知的同性恋者（虽然从未公开承认过），也常被流行报纸拿去与许多恰当的伴侣拉扯在一起，成天猜测“他们会或不会结婚”，直到最后他们决定结婚为止。
当然也有一、两个成功的演员保持单身，但他们谨慎地表现出适度的懊悔。每一次公演，他们都以高超的专业表演技巧声明，如果是结了婚的普通人，他们将会更幸福。就在如此声明的同时，他们的名声如与日俱增。
他们对自己的丑闻（许多小报确保将他们的丑闻公布于众）所采取的态度也是可以预料的。显然，日本人也和其他人一样喜欢刺激性强的故事。但是对于触犯了道德的天才明星，所给予的惩罚是令人惊异的。有一位女天才明星因和朋友一同在旅馆房间里吸大麻的事被审问后（甚至还没有被逮捕），发觉她所签订的全部合同都被废弃了，其中包括由她主演的妇女止经塞的一个很赚钱的广告合同。这在四十年代的好莱坞也能想的：罗伯特。米存（Robert Mitchum)
也因为吸大麻被逮捕了。然而后来的情景无疑带来日本特色：那位演员被迫到电视上作丢脸的公开检讨，就像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自我反省。她告诉我们她多么难过，吸大麻的后果又是多么可怕。只是在她含泪表达了诚挚意愿后，热衷公益的大众媒体才息怒 她于是又被接受出演止经塞广告和独唱节目。
另一位女歌星佐良直美的运气可没有这么好。在一个倒霉的日子里，她的同情恋人在电视谈话中把一切都说了出来。这位情人为什么要这样，无人知道。但造成的结果是，佐良直美被禁止上电视，只要被公认变化无常的大众记忆尚未忘却这件事。我想，佐良的问题并不在于同性恋本身的不道德。这在日本从来不是犯罪。关键是她没有控制住她的同性恋人。她让自己守规矩的面具掉了下来，造成难堪。她摇晃了社会之船。而且这当然也只因为她恰恰是单身。只要你在公开场合安分守己，似乎无人好过问你的私事。一位日本首相只要是结过婚，有几位情妇其实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自然，他如果真是单身，当初也不可能成为首相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天才明星在日本起到了皇族的作用：既树立道德样板，又供人们娱乐。这个天才明星世界甚至还有自己的“查尔斯王子”三浦友和与“戴安娜公主”山口百惠。百惠有一张可爱的漂亮面孔，是歌星兼影星，而友和是一位英俊的演员，具有中等而不是上等的表演才能。两位都极享盛名，尤其是当他们被选中在一部影片中扮演一对浪漫恋人后更是如此。
在令人陶醉的1980年夏天，他们俩以“金色的一对”风靡一时。他们是八十年代最道德、最美貌、最文雅、最有日本味的一对。当他们在（也许没在）导演的鼓励下决定结婚时，电视、报纸和举国上下都发狂了。没有一天电视不播放“金色一对”的特别节目或专题采访。那真是一个大众化了的皇家婚礼。百惠想退出舞台。而友和的演员生涯还没有得到真正的飞跃。那么，为什么不演下去赚大钱呢？他们自己的愿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媒介编导人眼中那些合乎道德规范、可以赚钱的东西。
友和的母亲，他的密友以及百惠的第一位小学教师和她姐姐都不得不加入这场表演。甚至真有一个“母物”悲剧，说被抛弃的百惠的母亲如何为孩子牺牲了一切。为了这个节目，百惠每星期至少两次在电视里痛哭流泪。国家广播公司NHK为他们将来的婚姻特意编排了两晚的专题节目。报纸杂志竞相发表长篇大论，探讨百惠作为家庭主妇的技巧以及友和最喜爱的菜肴。百惠写了一本有关妇女在日本社会中的理想角色的书，很快被发表了。我数不清她举办了多少次“撒约哪啦”（再见）音乐会”。
然而，这件事中最动人的还是远比未婚夫出名的大明星山口百惠绝决定从此放弃自己赚钱的生涯，以便“照看友和”。她做了应该做的事。这确实是10年来最进步、最具感召力、最合乎道德规范的事件。所有这些发生在两年以前。虽然友和仍然设法在男子服装和香烟广告中演了几个镜头，他的电影职业生涯已几乎停滞了。各杂志又在议论百惠的“归来音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