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九 章 忠 实 的 侍 从
日文戏剧中最享盛名的《忠臣藏》或者《四十七浪人传奇》是以名誉、义务和牺牲为基础的。在讨论这个优秀剧目之前，有必要说明一下日本生活中社会义务的含义。
首先，每一个日本人一生下来就欠了债：第一是欠了维持家族香火的祖宗们的债，其次是欠了将他生到世上的父母的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人们还受了天皇这个最高父亲的恩惠。但这个包袱现已被抛掉了。这种与生俱有的债叫做“恩”。
还有另一种恩是我们在生活中逐渐被动地积累起来的。我们可能会欠很多人的债，这包括老师、亲戚、棒球教练、土地主、教授、媒人和介绍人、公司经理等，总之是曾在我们的生活中助过一臂之力的任何人。日本人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被这些相互的恩惠和义务所制约。在这方面，人们会表现得相当无情。我们一旦吃亏便可以轻易地领教这一点。比方说，一位过去的熟人可能会打电话给你，说起几年前他为你办过的一件事，接着要求你的报答。你也许真的忘记了那件事，并且朋友的要求也可能提得很不是时候，然而，你如果想在日本社会生存下去，就必须答应那位朋友的要求。
得到的好处不仅要回报，而且必须以同样的方法回报。这叫“义理”：一种名誉感，一笔人情债。回礼过重会使对方重新欠债。回礼过轻则不得体，甚至可能被看作一种侮辱。可以想象这里会出现竞相胜人一筹的现象。事实上，许多日本人将此变作了一种艺术，永无止境地互比高低，以使自己处于最有利的债主地位。政治家必须精通这一行才能吃得开。日本全国的送礼热情自然是这场游戏的一部分。在日本做生意的外国人收到过许多珍贵的表、珠宝、以及其他奢侈的小摆设，应该不忘送礼比受礼更容易，因为这毫无疑问地将人情债推到了对方的头上。
要区分这种习俗与真正的行贿不总那么容易，尤其是当钞票从一个人的手传到了另一个人的手中。比方说，一个普通的做法是母亲付给教师相当多的钱以得到后者的回报：帮助她们的子女考入有名望的学校。这仅仅是半制度化的行贿的一个例子。其余的例子数不胜数，从给房东太太塞钱以便租到一套公寓到向政治家献钞票以便作成一架飞机的买卖。
社会也受各等级之间的义务和人情的制约。这不仅仅是施惠的问题，这与一个人对他父母所欠的恩更接近。日本团体的组成很象一个大家庭，老成员扮演父母的角色，因而居于那些扮演孩子的新成员之上。然而，“孩子们”的孩子般顺从是以得到上层人父母式宽容为报答条件的。这会使上层人的生活跟打躬作揖的底层人一样费力，或许更费力。因为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的责任都落在了家长的宽大肩膀上，即使那件事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范围。孩子们毕竟是没有责任的。
这就是为什么要确定日本组织中的真正权力何在往往很困难。这个权力被尽可能地分散开了，因此没有人必须对任何事承担完全的责任，并为此而丢脸。名义上的头头，无论是公司的董事长，还是天皇本人，一般是没有实权的一种象征，一种护身符，一张挂在墙上的偶像，一块真空，如神道寺庙中最神圣庙区中的那间空房子。最终的责任落在这个空间里，也就是说，无人承担责任。
然而，虽然真正的权力含糊不清，等级制度本身却并非如此。由于人们是按照等级和所处的团体来确定他们自己的，对这一制度的任何攻击都是对他本身的攻击。从这个意义来讲，一个人对自己也有“义理”或者更确切地说，对自己的等级地位也有“义理”。这两者往往是一回事，个人丢面子意味着全组人丢失面子。这当然不行，所以人们尽量加以避免。结果之一是个人的过错往往得到令人惊讶的宽容，而其他人则谨慎地为当事人打掩护。
这种由社会职责、义务和债务交织的网络，起初主要来自儒教，而后随着时间的流逝被彻底日本化了。它比上面的概括说明要复杂得多。不同级别间按地位和年龄而定的关系都受不同规则的制约。而这些规则又随时间和地点而变。社会准则包括无穷无尽的微妙差别，并不是所有这些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虽然这些准则条理清楚以避免意外的差错（那可是日本人生活中的大祸），日本人并不是一味迷恋礼仪的机器人。许多事情前后都归结于日本人所谓“勘”，即感觉。当一位被弄糊涂了的外国人问一位日本人他怎么能够准确地知道对某人应采用某种适当语气时，那位日本人会将头一歪，从牙缝中发出“嘶-”声， 强调说外国人永远不能理解，并接着提到“勘”这个字。
从某一点说他是对的。因为要得到这种感觉，几乎得从小象一个日本人那样长大，并将我们的头脑插入日本社会的电脑中。那些社会准则已深入人心，如同基督教道德渗透了大多数西方人的思想那样。但是，当一个日本人与社会一旦脱了结，比方说出国了，那个电脑会变得狂暴起来。因为日本的准则不象基督教道德那样世界通行，它只适用于日本人。
关于义务，问题在于它们会相互冲突。比方说，要是欠一位朋友的人情与欠我们的父母或者老板的恩情有抵触时该怎么办呢？如果一位政治家所属集团的头子深深陷入了一桩行贿丑案而不得不将其开除以挽救那个党，那么这位政治家将如何履行他的职责呢？这正是前内阁首相田中一案中所发生的情况。回答是党的领袖田中先生必须被正式开除掉，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党派保持强盛，一如既往（在笔者写此书时，田中先生依然如此，不过是躲在保护屏幕之后的一名后台）。
最糟糕的是当义务与一个人的“人情”即人性相违背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当不同的义务相互冲突而导致不人道的做法时。那种情况一旦发生，电脑本身在日本本土也会出故障。歌舞伎戏中不得不杀子救主人，或以卖妻还债的人物比比皆是。这种存在于“义理”与“人情”，即义务和人性之间的冲突是日本戏剧的基本主题之一。江户时代的传统戏剧是这样，今天的电视、书、连环画和电影大体上仍是这样。日本人在实际生活中，或在想象世界中，继续被这一问题纠缠不休。
这最终将我们引到了那个典型的义理-人情冲突戏剧， 或者说此类戏的经典 《四十七浪人传奇》。凡是谈论日本的西方作家，从露丝。本尼迪克特到阿瑟。凯斯特克力，几乎无一不将这出戏作为日本社会的缩影来描写。我将沿着他们光辉的足迹前进，也许会有所偏移。要回避不谈《忠臣藏》这出戏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很少有(如果不是从未有）一个故事能够如此吸引全国人的想象力；肯定没有故事能象它那样如此简明、多方面地刻画日本人的生活。
这个故事与许多日本传说一样，以一件史实为基础，但是经历了和莎士比亚戏剧同样多的不尽相同的改编和演出。那件史实简单地说是这样的：在1701年3月14日，一位名叫浅野长矩的地方贵族，在准备迎接一位从京都派来的钦差大臣的正式仪式时，试图谋杀另一位地位更高的名叫吉良义央的贵族。结果他只击伤了那个老头子，但这仍然是对礼仪的非常严重的冒犯，以致“将军”命令浅野按照惯例剖腹自杀。他的土地被没收了，并且他的部下都被驱散成了“浪人”，即无主人、无义务的武士。
现在，他们所能做的事就是复仇。吉良知道这一点，让人紧密地监视着他们。但是，经过长久的忍耐及精心策划，他们在1703年冬天的一个不寻常的雪夜里闯入吉良家中杀死了他。他们的使命终于完成了，于是束手就擒。经过一场严肃的争论，这些浪人被准许象他们的主人一样剖腹自杀。
这个决定宽大无边，因为“切腹”是一种体面的武士之死，并非他们这类普通谋杀犯所配的惩罚。据说“将军”听信了象儒教学者荻生徂徕所发表的一类见解：“因为这四十六位武士这次为他们的主人报了仇，显示他们拒绝腐蚀走正道。他们的行为是正义的……如果这四十六位武士被宣布有罪并依照武士的传统被判处剖腹自杀……他们的忠诚将不会受到轻蔑。”
这些忠实的随从，一旦血淋淋地死去（内脏从肚皮豁开的刀口滴出来），顷刻间成了民众的英雄。从那时起直到今日，人们仍然去他们的墓地朝拜，一边凝视纪念英雄的四十七株樱树的忧郁美，一边照惯例撒下眼泪。
在1706年，仅仅事后三年，这些浪人便被近松写的一出木偶戏立为不朽的形象了。剧中，吉良变成了河野，而浅野变成了临谷判官。自此，几乎每年都出一部新戏，但是最完美、最著名的是《忠臣藏》。它由三个人在1748年写成，其中最重要的是竹田出云。每年元旦，这出戏继续在木偶和歌舞伎院上演。它还被无数次拍成电影，并且和戏一样通常在元旦这个最“日本式”节日里上映。它通过连环画、书和电视连续剧在日本男学生的神话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
为什么浅野，或者应该从此叫他判官，企图杀死高野呢？如果他在18世纪严格的武士社会中竟敢如此妄为，我们只能推测他所受到的挑逗是不可容忍的。河野想必的确是一个非常可憎的人。这无疑是许多剧作家的观点。他们都将这个人物描绘成一个绝顶的坏人，一张残暴色情狂的淫荡面孔和一副如同恶魔化身发自墓穴的嗓音。
但是为什么判官要那么干？无人知道。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载。至于河野（吉良）有些历史书证明他曾是一个非常仁慈的绅士，深受他管辖区人民的爱戴。事实上，有关这一事件我们知道的只有这些。判官负责迎接一位钦差大臣。举办这种仪式对那些成日将时间花在礼宾客套上，无所事事的武士来说是举足轻重的时机。河野对这类程序更有经验，本应是判官的师傅。人们普遍猜测（仅仅是猜测）他的礼品太轻，结果河野怠慢了他，而这又迫使判官出于对自己的“义理”，凶暴地以牙还牙。
不过，这个故事还有其它不少写法，各自反映了其针对的观众的态度。这使我们得以对日本社会不同阶层的思想进行绝无仅有的观察。例如：竹田出云写的《忠臣藏》面向18世纪大阪的木偶剧观众，他们大多为商人，对色情纠葛很感兴趣。因此，在这出木偶戏中，那个可恶的河野每当判官的年轻妻子走进时都咂着他那淫荡的嘴，并好几次试图引诱她。她礼貌但坚决拒绝了他。出于纯粹的嫉恨，河野挑逗并欺负判官，直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他把判官奚落为留在井里的一条鱼，对外界一无所知。
这当然是一场典型的“义理”冲突。判官该怎么办呢？对他自己名誉的义理以及他本人的意志叫他维护妻子的名誉，但是对比自己上等的贵族，以致最终对“将军”本人的义理又命令他尽力克制自己。这就是那种“做也该死，不做也该死”的困境。它使台上的武士坐卧不安，却叫台下的的庶民观众们看得好不开心。
木匠、屋顶工、编席工和其他城市手艺人所喜爱的说书人对这一段故事有另一种安排：河野故意侮辱判官，教他错误的礼宾知识，致使他在天皇使节面前出丑丢脸。他穿错了衣服，上错了食物，就像一位朝臣穿着奇装异服参加正式的宫庭宴会。说书人津津有味地描述他如何脸红，如何窘迫得口吃，并向被触犯的大臣连声不迭地道歉。
事实上，这种情况极不可能发生，因为如此违犯礼仪，河野似乎和判官一样有罪。他毕竟应是判官的老师，但是这没关系，这是典型的制胜绝招，在任何组织中都屡见不鲜。尤其是在等级森严，学徒期长的日本手工行业一类的任何组织中。
与旧式的英国公立学校一样，当众出丑也是加入仪式的一部分。老成员通过暴露新手的无知建立他们的权威。在日本，新老成员之间或师徒之间的等级关系特别严格。以上的情形很能打动这类观众的心。
我自己曾作为东京的一位摄影师的低级助手工作过。按照传统手艺人的风格，我必须喊他师傅。不管是这位师傅，还是他的其他助手，无人告诉我怎么做。这个问题被抛在一边。正象他们所强调的，我们必须“身体力行”地学，通过增强个人的“直觉”以及犯错误、被侮辱去掌握“形”（正确的方式）。“可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这在日本从不可能成为一个借口。
这有时被日本人和外国人共同称赞为做事的好精神之道：就像禅教的修行，不要想只是学习“直觉地”行动，闭上眼睛去击中靶子。这或许是真的，但它也会造成说书人故事中的判官被迫遭受的那种欺负。许多日本人，尤其是那些处于最低层的人，或者那些没有忘记这种经历的人都对此记忆犹新。单单这一点足以使判官成为受人喜爱的英雄。
忠实侍从们后来在大星由良之助（真实生活中的藏之助）的领导下进行的复仇也得到了不同的解释。战争期间的说法强调对领导的盲目忠诚。那四十七位勇士就像为天皇的光荣和祖国勇敢捐躯的帝国军队士兵。
以后改编的剧本表现了完全不同的观点。国家广播公司NHK在1964年和1975年将这个故事改编成两个不同的电视剧。在那里，我们看见忠实的侍从们英勇地与压迫人民的德川政府作最后的拼搏，他们是为反抗封建制度，建立“民主主义”而斗争的战士。
在另一个题为《办公室职员忠臣藏》的现代片中，整个故事被搬到一个现代的贸易公司里。那儿满是焦急忙乱，汗湿西服的办公室人员。自然，这里强调的是腐化和办公室的权力竞争。邪恶的河野变作了一个受贿的肥头大耳的官员。最后一个不可忽视的影片是以狗为主人公的动画片，叫《汪汪忠臣藏》。
所有这些剧本的一个共同点是“义理”：每一个人都履行义务，还清自己所欠的人情债。侍从们出于对主人的义理必须杀死河野，完成主人未完成的事业。否则的话，死者的灵魂则不得安息。我们已经说过，当日本人要报复时，他们的思想会是多么危险。
但是，即使判官没有死，河野也会成为他们的敌人。对他们主人的侮辱就是对他们所有人的侮辱。我记得曾参加过一个东京有名的前卫戏剧组的晚会。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直到一个喝醉了的演员（不是那个组的成员）对剧组导演说了些稍稍失礼的话，组里全体男演员便毫不犹豫地猛扑向他，后者结果只能用担架抬了出去。
关键就在当领导的不一定要正确，他是挂在墙上的偶像。被攻击的是旗帜，而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有事实证明，河野很可能有一幅仁慈心肠，而真正的判官则是一个危险的急性子。判官的最出名侍从之一堀部安兵卫就承认了这一点。他在一封信中写到他的主人曾经行动鲁莽，很明显是他的过错。但是堀部安兵卫说，一位武士一旦开始了一场争斗，就必须血战到底。
忠实侍从们的义理不是根据逻辑、道理，或者根据谁对谁错，而是根据与之迥然不同的某种态度。它可被称为“坚持一个人的立场”或者“表现一个人的真诚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致使判官攻击河野的真正原因无足轻重，只要侍从们忠实于他们主子的复仇事业就行。每一个人都能从这个故事中看到自己想看到的，甚至侍从们自己也不例外。这就是日本领导掌握的原则:使目标尽可能地含糊以适应所有的目的。思想体系可以一日一变（日本战败后的情况正是如此），而领袖们仍可以向具有五花八门个人信念的人们要求义理。
判官和他的忠实侍从们都很“诚”。这个字通常译成“真诚”，但它的意思更接近：“心地纯洁”，坚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不管它是否合乎逻辑或道理。如果一个人所采取的立场是错误的，或无可维持的，这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动机清白。
评论家佐藤忠雄用童年的经验解释了这一点：“当一个孩子做某件他认为很美的事时，如果一位成人不管出于什么理由说那是坏的，就会挫伤儿童的心理。那孩子于是学会以坏行为来伸张他的感情立场。他不能用道理来解释这一点。他所知道的就是如果他不以这种方法坚持自己的立场，那他就不再象一个忠实于自己那颗心的人而存在了。”对于不习惯对自己的言行作逻辑分析的人们，这种行为会是很得人心的。
伊凡。莫利斯已指出，日本英雄几乎每每为法定失败的事业而战。越是不可维持的事业，其动机看来越纯、无利可图，损失一切，其动机只能是真诚的。那四十七位忠实的“浪人”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局势逼迫的。他们受过教育，但丧失了职业，并与社会隔绝了。他们感到自己既无权又多余。也许因为这一点，他们随时可以去死。然而他们的事业过去、现在都被看作是高尚
的。对于象日本“红军”恐怖分子那一类的现代“浪人”，也可以做同样的解释。他们受到某些树风气阶层的赞赏，但这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的思想理论，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在腐化社会中表现的坚忍不拔的毅力。
事实上，“红军”恐怖分子已大失人心，并且大多数日本人想声明对他们的蔑视。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他们不完全符合伊凡。莫利斯对失败的日本英雄的定义吗？也许下面的事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这一事件的反响，将解释这个问题。
1972年，“红军”的五位成员将十一名战友，其中包括这个基团的一个首领的丈夫折磨致死。据说，这些战友缺乏对组织的忠诚。那五个“红军”接着占领了一座山中小屋，将房屋女主人押作人质。这引来了一场牵动了1,500名警察围剿和电视台持续10天有关全国性极度兴奋的报道。在围剿中，一名警察被打死。最后，经过紧张对峙，警察依靠直升飞机钻进了那所小屋。恐怖分子一个个衣衫邋遢，胡子蓬乱，精疲力尽地走出来了。
一周后，日本三家最大、最有名气的报纸之一，那个总是谨慎地迎合大多数人意见的《读卖新闻》发表了下面这篇题为“革命分子的思想”的社论。这里有必要将这篇文章的原文摘录如下：
“与其他的激进组织不同，他们的信条是‘直接依靠武器’。据信，在耗尽他们的弹药后，他们要么自杀，要么将携手并肩与混乱的警察殊死一战。
而这种预计被彻底背叛了（着重号是作者加的）。当警察冲进去时，那五个青年人……几乎不加抵抗。在最后的时刻，他们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他们温顺地束手就擒。这种态度暴露了他们娇惯的本质……
这些学生激进分子吹牛要打到底，但是没有。他们到最后并不那么斗志昂扬。为什么？这都归结于他们被宠坏了的思想方法……我记得我中学时代的一位朋友，他为自己坚信的事业不惜牺牲生命……他于1941年被‘特种思想警察’逮捕了。按照那个年代的惯例，他结果失去了生命……
激进狂分子是不怕被杀的；他们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反社会的活动……我想到的第二点是存在于家长与他们儿女之间的鸿沟。一个极端分子的父亲在他儿子被捕的同一天将自己吊死了。他以自杀作为对他儿子的行为的一种悲惨的道歉。
当然，其他革命分子的家长的感情也无异于这位父亲。但这里可悲的一面是那位父亲的死并不能消除存在于父子之间的精神差距……”
这一段不是写于1703年或1944年，而是1977年，对那些学生的最严肃指控不是他们残暴地杀害了他们的11位朋友和一名警察，或者他们的事业至少说是荒谬的，而是指倥他们没有为这个事业而捐躯。他们不真诚，他们的心不纯洁。写这篇社论的编辑很难说是“红军”事业的同情者，不管他是不是，在这里无关紧要。值得考虑的还是动机的纯洁。要是态度正确，他们本来是可以成为英雄的。
根据同样的道理，丝毫不赞成军国主义的人也会被二次世界大战中那些英勇献身的自杀飞行员所感动：他们很“诚”，他们的死“立派”，即辉煌无比。同样，那47位浪人的古今赞赏者肯定不必同意武士之道。不管怎么说，他们为他们的事业而死（有意义的是，河野的倒霉孙子因没有保卫祖父而战斗至死被没收了财产）。
在江户时代，存在一种对政府十分有利的习惯：人们可以祈求政府调查有证可查的不公平事件，例如，造成农村饥荒蔓延的苛捐杂税。关键是，只有请愿者准备去死，才会调查那个案子。这样，政府一箭双雕：请愿者的真诚被证明无疑。同时，当权者清除了一名潜在的捣乱分子。
现代日本对英雄的崇拜仍带有以上的痕迹。人们欣赏反叛者和不守常规的狂热分子（越狂越好）。但是最后，这些英雄必须自行毁灭，就像劲松的那些与社会不能两立的情人们。反叛者可以一头栽进河里掀起波浪，但在他们溺死后必须保证河面重新回到无一波纹的平静。一句话，日本观众喜欢看他们的英雄自杀；从某一点来说，看到不守常规者毫不例外地受到最终的惩罚，看到倔强冒出的钉子被敲了回去，能使人感到安慰。这为那些害怕不定型现象的人们画出了一个固定的生活界线，并能使他们不越雷池一步。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在看另一部以类似47位浪人传说的另一个历史事件为基础的电影，片名叫《动乱》，摄于1979年并且是根据已经提过的“二。二六事件”。
简要地说，真正的事件经过是这样的：日本渐渐地从30年代的那一场对农村人口打击最深的严重经济萧条中复苏过来。民众的怨声多半指向那些“贪婪的实业家”和“腐化无能的政治家们”，反政府的情绪在年轻人中尤其高涨。他们往往是抑郁的军官，其中许多人来自萧条的乡村地区。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赞成从日本最后一次清除掉议会式民主，建立沐浴着天皇的无限仁慈的军事统治。
1936年2月26日晚上，一层厚厚的雪毯盖住了东京，恰似那47位勇士暗杀河野的那个决定性夜晚的景象。日本军队第一师的1,400多人悄悄地走出他们的营房。在随后几小时中，一位前首相，一名将军，一名财政部长和好几名其他重要人物在床上被刺伤或击毙。那是一个残暴的恐怖行动。军队首领感到事情闹得太大了，至少在当时是这样，于是镇压了叛乱。带头的都被依法处决。但议会制度从此一蹶不振，直到九年后才由迈克。阿瑟将军将这一摇摇欲坠的制度重新扶植起来。
在电影中扮演这些右翼狂热分子的一个首领的正是六十年代最出名的英雄，那个纯洁、正直、坚韧、英俊的高仓健。难道这位日本的王心刚突然改头换面变成了电影中的坏蛋？根本不是这回事。此片的广告口号是“在男人还是男人、女人还是女人的时代”。有关的节目说明还告诉我们：“尽管时代会变，有一样东西将永远不变：日本精神。”
象那些忠实的侍从一样，这些军国主义者也是英雄。他们的谋杀行动被当作青年理想主义者的浪漫行动，纯洁与义理的光辉典范来歌颂。虽然电影暗示他们的行动首先是由乡村人民的悲惨境遇所激发，然而事实上，他们表达的思想意识要比这抽象得多，是与战前教育中的民族主义宣传遥相呼应的。
在审判中，他们最关心的是他们动机的纯洁。受审者一再重申崇敬天皇的空洞口号和他们强烈的爱国主义，谴责罪恶的人们垄断了他们与天皇的联系，必须消除这些人以使无限英明的天皇看到他们的行动实质。他们尤其急于想让天皇“理解他们的感情”。一句话，整个过程是“坚持个人立场”的典型例子。这是一次“真诚”的暴烈展示。只就人们在1979年仍愿意为此种真诚而赞赏他们来说，这些右翼激进分子还是获得了惊人的成功。
不假思索的直率行动是他们的英雄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同样也适用于47名勇士）。有一种英雄强烈地吸引着大众的想象力，他与人们看到的普通的日本人典型形象截然不同。也许这就是他成为英雄的部分原因。我们常听说，一般是听日本人自己说，发脾气是丢人的。这也许是真的。但是作为英雄，如果不是急性子便一钱不值。判官自然是最典型的例子：他遇事的第一个反应便是拔剑。
在《忠臣藏》故事中还有另一个人物，叫本藏，是武士若之助的一名侍从。他的行为与判官的那些忠实随从恰恰相反。他的主人第一个遭到那个可恶的河野的侮辱。若之助象判官一样，要当即以牙还牙。本藏使主人冷静下来，并且瞒着主人买通河野，叫后者不要再欺负他的主人。换句话说，本藏是一名谨慎的政治家，是使他主人免于烦恼的外交家。因而阻止了一场谋杀，希望判官能因此免于最后的惩罚。所有这些对我们来说似乎完全是高尚的，但它们却引起了相反的作用，使本藏成了除河野之外最被47人憎恶的人。
本藏的那种谨慎是真正日本英雄所忌恨的。只是在戏剧将结尾时，他有意挑逗一名忠实的随从，借后者的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以此挽回他的地位。当他哽咽地作了遗言后，一切都得到了最终的饶恕：“我拖住了（判官），因为我想这样他的敌人免遭一死，他也就不用剖腹自杀了。我考虑得太细了。这是我一生中最严重的错误……”
在1936年谋杀内阁部长鲁莽的反叛者与反对他们的军官之间存在着同样类型的对比：反叛者们属于所谓“天道派”，即皇道派，而比较慎重的军官们则属于“统制派”即新统派。这后一组成员出自旧军阀世家，其中许多人提倡外交手腕和政治手段，不主张直接的行动；而那些发动政变的军官们（他们常常感到被军队的权力之争排之天外，我们必须补充这一点）则完全类似佐藤忠雄所描写的以叫喊来引人注意的孩子们。
直接的行动与精打细算的外交手腕的对立也是勇猛的源义经与他的据说可恶的哥哥赖朝之间的差别：事实上，赖朝是日本历史上最能干的政治家之一，比他那任性的弟弟成就大得多。而这正是他的罪过（政治活动归根到底是受了精打细算市侩作风的腐蚀）。
辛格在《镜、剑与珠宝：日本人特征研究》一书中写到：“‘诚’意味着随时排除一切可能阻碍人们按照纯洁而不可预料的来自灵魂深处的冲动去尽力行动的东西。”这种思想综合了神道的纯洁，禅教以及十六世纪儒教理想主义一派的创建人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他主张“从理解向行动的飞跃”。这一派思想在江户时代颇流行，鼓动了包括三岛由纪夫在内的许多历代自杀的狂热分子。
这种对盲目冲动行为的重视向我们揭示了潜藏在日本文化中的最有趣矛盾现象之一：理想地说，被礼节和社会规矩萦绕不休的高度顺从者必须同时听从他们发自内心的感情支配。其实，这又并不那么奇怪了。正因为存在着后一种倾向才使抑制和礼貌变得如此必要。
这确实给义理和其它社会义务带来一种有趣的意义。一方面义理显然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用以阻止那些较为放肆和难以预料的东西，而它同时又可被轻易地作为自由放纵这些东西的借口。归根结底，任何狂热的举止都能以“义理”的名义得到谅解，更何况理性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不是人们真正所希望的。
然而，日本戏剧中真正的紧张气氛来自被压抑得一触即发的个人感情。比诚实的急性子人物更受崇拜的真正日本英雄从不会鲁莽地一触即发。当然他不象本藏那样精打细算，因为他很想立刻行动，却暂时尽力克制他的感情。主人公，尤其是歌舞伎戏中的主人公，有些象冒气的高压锅，忍耐直到最后的爆发点。当他们确实忍无可忍时，观众们鼓起掌来。正是这个强行忍耐的阶段使最后的复仇如此解恨。
“忍耐”意味着不屈不挠、耐心和宽容，是与“诚”同样重要的品质。因此，《忠臣藏》中真正的英雄是那些侍从，尤其是他们的头子大星由良之助。在这出戏的一个重要环节中，他装作自甘堕落的酗酒浪子去逛京都的一家妓院。他的剑“锈得如红沙丁鱼”。他甚至在他主人的逝世纪念日里吃生鱼。这是一种亵渎和极端不敬的行为。所有这些都是当他事实上一心只想复仇时干的。我们由此想到那个扮作和尚的弁庆在路途的关卡上揍他的主人源义经。那情形与良之助无视他主人的逝世纪念日一样体现了真正的“忍耐”。
急躁的浪人不得不强行按捺自己的状况，以及他们必须忍受的侮辱，他们在最后的暴力行动之前必须做到的“忍耐”是这出戏的真正内容。他们的克制比任何其他细节都更打动观众：那抽搐的嘴巴，斜视的眼睛，沉闷的嗥叫表现了几乎无可按捺的激怒。判官在最初所作的未遂暗杀（不是他的自杀，那是一场重要的戏）仅仅是一个过场，而最后的复仇也不过稍长于一个尾声。
同样，三岛由纪夫所写的关于1936年事件的最为惊人、暴烈的书之一《忧国》（爱国主义）甚至没有描写事件本身。故事描写一个没有参与这一事件的男人的忍耐心。他最亲密的朋友参加了暴动，他作为一名军官，为职务所迫不得不采取行动反对他们。这位竹山信次副官不得不这样做：他陷入了一场棘手的义理与人情，即义务与个人感情之间的冲突。他当然不能在他的朋友们被处决后自己仍然活下去。所以，要做的唯一合乎情理的事是来一个传统的武士之死，剖腹自杀。这位副官内心的冲突只能以个人的牺牲来解决。故事的其余部分详细地描写了他自杀仪式的准备和过程。他忠实的妻子在他死后也自杀了。
在这个颇具戏剧性的故事中，死亡与性直接相联，正如在三岛由纪夫自己的生活中一样。就在他自杀之前，这位英俊的年轻副官“军服毕挺，威风凛凛”、“四面观望的黑黑的眼睛转达着青年的彻底正直”。他与妻子最后一次做爱。但就在这之前，他躺在床垫上等她，思考着这一切的意义：“他现在等待的是死亡还是肉体的极度享乐？似乎两者交融，简直好象他身体内的渴望对象就是死亡本身。但是，无论怎样，副官以前肯定从未尝到过如此彻底的自由。”
性与死亡的结合很难说是日本独有的。此外，与其把这一段情节看作对日本人思想的分析，不如看作三岛由纪夫古怪风格的心理剧。不过，不管我们对此以及他的作品持何种看法，三岛确实擅长刻画日本文化各方面弊病所在（虽然是以非常戏剧性的手法），而他的许多同胞对这些不喜欢过问。
可以说，事实上在一个完全集体化的社会里，性与死是唯一被允许的纯粹个人的行动。我们已经说过，在江户时代，性是对自由的一种探求，虽然以许多青年妇女沦为奴隶为代价。我们还说过，性如何被继续用来作为一种破坏社会等级的形式。死亡还有一种在西方所缺乏的意义：那就是对集体的专制的一种逃脱，同时又保存了集体。（这种情况适用于许多自杀率较高的共产主义国家。但他们的政府尚未聪明地将自愿的死亡树为一种德行。总之，死可以是最后的自由和最大的纯洁，但也是对最后且最重要义理的偿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