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一次“进门”

我和詹姆斯结婚多年，每每回想我初次“进门”与他父母见面的情况，总感到是喜剧一场。
我说“进门”，当然不是象中国乡村的新娘子那样披着红头巾，被人用大轿子抬进夫家的大门。我第一次到詹姆斯的父母家是作为他的女朋友去作客的。
一路上，我跟在詹姆斯身后，心里盘算着，见到他父母，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詹姆斯用手去按门铃时，我已经堆起了满面笑容，正要说声“Bonjour！”（你好）”，一只小狗却先从大门后朝我扑了上来：“汪！汪！汪！”
我不由地皱起眉头，嘴里轻声说着“去！去！去！”，谁知那小狗竟摇着尾巴，越加撒欢地在我腿上扑来扑去。
“丽丽！丽丽！”詹姆斯笑着拍了拍手，这才把小狗引开来。
“Bonjour!” 詹姆斯的母亲，季南太太穿着 合体的玫瑰色套装和高跟皮鞋，热情地上前跟我打招呼。 听得出她是魁北克土生土长的法国人后裔。
“啊！看你长得这么苗条，真幸运！”
“哪里，哪里！”我朝女主人显然有些肥胖的身材瞄了一眼，虽然自己心里得意，还是矢口否认。
“Nice to meet You ! ”季南先生也热情地迎上来，要为我接过大衣。
“不用，不用！自己来！”我慌忙把大衣放在门边儿的一个椅子上，空出一双手来敬重地握了一下面前这位白发老人。
我虽说在中国大陆长大，从小批判孔夫子，但尊老爱幼的美德还是自幼形成的。无论走到哪儿，凡见白发老人，必然起身恭立，以“您”尊称，双手递物，不敢怠慢。
偏偏这位头发花白的季南老先生又是出自爱尔兰商人家族，通身透着绅士风度，时时处处必要“Lady first ”（女士优先）。
“请进客厅！”老先生毕恭毕敬地等我迈步。
“您先行！”我执意要让长辈先行。
“在您之后！”男主人甚至后退了一步。
“在您之后！”我也耐心地推让着。
在外国人家吃饭，无论吃的、喝的，都要自己一样一样地选择。
回想过去在中国作客倒是比较省事。客人一进门，主人先斟茶。喝也斟，不喝也无碍。主人不用问，客人也不需挑选。饭菜端上来，主人为客人夹菜，嘴里频频说“请！请！”客人口里推说：“不要了！不要了！”嘴里且只管吃。因为，吃得下要吃，吃不下也得撑。最要紧的是不伤害主人的面子。
西洋人的胃口似乎受不了这种罪。在加拿大这个国度里，人们对每一个人的口味的重视简直不亚于对他的宗教信仰、言论自由，以及结婚、离婚和同居权利的尊重。
有时我去快餐店吃个汉堡包，心想这回儿总不用挑选了。谁知热情服务的小姐还是要仔细地盘问：
“请问，汉堡包里要加什么调料？”
“随便。”我望望身后排队的顾客，趁机把挑选的责任推出去。
“随便？”服务员觉得不可思议，于是更加耐心地解释起来：
“您要加洋葱吗？芥末吗？”
“生菜里喜欢加什么调料？法国式的还是意大利式的？”
……
“您想喝什么饮料？”这回是季南老先生在问我，“我有白酒、红酒、啤酒、矿泉水和可口可乐。”
“桔汁。”我不由自主地从沙发上恭敬地站起来回答道。
“jus d’orange”（桔汁）是我在中国南京大学读书时初学的法语单词之一。为了发出“orange ”中的那个小舌音，我和同班的一些女生们每天早上漱口时，仰起脖子练习，不知咽下了多少口自来水。尽管老师说，法语是可以从钢琴上弹出来的最优美的语言，我还是觉得它怪得很。为什么桌子是阴性的，墙则是阳性的？为什么“政治”是阴性的，而“党”却是阳性的？那搞政治的党不是阴不阴，阳不阳吗？再说，如果“共产党”是阳性的，那还能说它象我们的母亲一样吗？
多少个早晨和夜晚，我站在学校的操场或花园里，苦苦背单词。大家都说“为革命而学”，我望着陪伴我读书的金灿灿的朝阳或银白的月亮，心里想，这古里古怪的语言兴许有一天会把我带到一个古里古怪的世界里去。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大学毕业那一年，我得到了一个奖学金，去加拿大魁北克留学。
在法国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等候转机时，我口渴万分。
“小姐，您想喝点儿什么？”机场酒吧的一位年轻的小伙计从柜台里边儿向我问道。
他的头发是金黄色的，就象过去在法语教学片中看到的一样。
“我想买……我想买……”手里捏着一张五元的美金，支支吾吾答不上来。从小到大，不是喝水，便是喝茶，玻璃柜台里摆着花花绿绿的瓶瓶罐罐，我一个也叫不出名字来。
手中的汗水几乎湿了那张钞票。
突然，脱口说出了一个单词“Jus d’orange”，这才如释重负。
季南先生端出来一杯橙黄色的鲜桔汁，里边儿还放了几个冰块儿。与其说加拿大是一个冰天雪地的国家，倒不如说是一个四季吃冷饮的国度。幸亏我年轻胃好，在短短几个月中，已完成了从喝热开水到饮冰水的“演变”过程。
突然，我发现老先生的手在颤抖，颤得玻璃杯里的冰块儿“叮叮咚咚”直响。我慌忙起身接过了那杯桔汁，老先生脸上微微一红。
中国的智叟形象都有花白的胡子。詹姆斯解释说，在小农经济社会里，人越老，经验越多。而在现在工业化社会中，过去的经验很快就过时了。在男子平均寿命达七十五岁，女子达八十二岁的发达国家加拿大，六十五岁以上的退休者被称作“金龄老人”。但从他们脸上很难看到中国的“花甲老人”和“古稀之年”老者的那份骄傲。可惜，我明白这一点太晚了。
那天晚餐吃的是火鸡，就是我小时候在中国动物园里见到的那种性情暴躁，动不动就把脸涨得紫红的火鸡。这种动物在加拿大竟成了圣诞节和感恩节时的特别食品。当然，加拿大的火鸡比中国的火鸡肥大得多。这里的青椒似小灯笼。什么东西都好象比中国的大一号，尽管月亮不比中国的圆。
女主人为我切火鸡肉。
“这么一块，够不够？”
“够了，够了！”我心里觉得那一块蛮小的，但又不习惯说出来，只好暗自埋怨女主人自己减肥，把正常人的胃口都低估了。
詹姆斯父亲的那双微微发抖的手又伸了过来，要为我的酒杯里斟香槟酒。
“自己来，自己来！”我眼明手快，起身一把拿过他手中的酒瓶，先往他的酒杯里咕嘟咕嘟斟了满满一杯酒，也不去望老先生的脸是否又红了。
既然有一位中国客人在座，话题自然围绕着中国。
“我小时玩球，球滚到地面上的一个窟窿里，爸爸便说，把这个洞打通，另一边儿就是中国。”季南老先生说着笑起来，他这会儿的神情颇自然，捏着刀叉的手并不发颤。
“你知道，我们这里把看不懂、听不懂的东西或事情都叫中国谜 （chinoiserie )。”女主人也插话了。
她烤了小山堆似的一只大火鸡，却只在自己的盘中添了豆腐干那么大一片儿薄肉。
“中国菜有利于健康，所以你们中国人一个个都不胖。”
季南太太接着说：“我儿子从小到大都很胖，怎么减肥也无效。谁想到去北京留学一趟，吃了两年中国饭菜，体重居然减了几十磅！”母亲望着坐在对面的儿子，说话口气好不羡慕。
我那时去外国人家里作客，还有不少顾虑，最担心谈中国政治和中国人的性生活。偏偏许多加拿大朋友好问这样的问题。好在，那天的谈话是以中国烹调这个最保险的主题开始的。
“中国菜确实丰富多样。”我轻松地说，“有人开玩笑说，中国人除了桌子腿外，什么带腿的东西都吃。象老鼠、狗、猴子、还有鸡爪子、猪腿子……”
女主人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这些东西我们从来不吃的。”
只好把话题扯到加中友好上去。
“中国人对加拿大印象都不错，”我说，“都知道这里是白求恩大夫的故乡。”
“谁是白求恩？”季南太太问。
“他是你们加拿大著名的大夫呀！抗日战争时，他去中国帮助治疗八路军的伤病员，后来在中国逝世了。毛泽东写了文章纪念他，结果白求恩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你们没有听说过吗？”
女主人摇摇头。
男主人也摇摇头。
我吃惊了。没想到，加拿大人也这样无知。如此赫赫有名的国际伟人，竟会一问三不知！
后来我才知道，不光詹姆斯父母未听说过白求恩大夫，七十年代中加建交后，当第一个中国政府代表团来访问加拿大，提出要参观白求恩的故乡时，就连加拿大的一些政府官员也感到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你还要添一块火鸡肉吗？”女主人问我。
心里明明想再吃一点儿，嘴里偏偏脱口而出说了个“不”字。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女主人是绝对尊重客人的意愿的，从此闭口不谈添肉的事情。我不好意思再改口，只得埋头吃生菜沙拉。
不料，女主人却高兴起来：“我原来以为你们中国人不喜欢吃沙拉菜呢，难怪你这么苗条！”
其实，那天最大的教训还在后边呢。
吃过饭，詹姆斯便跟我告别，匆忙出门去参加一个中国介绍会。结果由季南老先生开车送我回学生宿舍去。下车后，他抢先提起了詹姆斯借给我的一大包书。
我的房间在女生宿舍的三楼。
顺着楼梯一级一级地登到第三楼时，老先生已经大口大口地喘气了。我十分过意不去。
“晚上好！”
“晚上好！”
一群姑娘从走廊对面过来，叽叽喳喳地向我打招呼。
我一边答应着，一边趁老先生跟她们搭话，一把夺过了他手中的鼓鼓的书包。哪有让长辈替晚辈提东西的道理？
不料，他突然爆发了，脸涨得通红：“请把书包还给我！不要以为我那么无能！告诉你，我还不老！不老！”
我顿时目瞪口呆，两手冰凉，呆呆地望着季南老先生径自将书包一直提到我的房间门口放下。
那天晚上，当然什么书也看不下去，只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詹姆斯却在电话中幸灾乐祸：“吃力不讨好吧，谁叫你入乡不随俗啊！”